作为人口众多、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，我国经济发展必然要通过具有不同特点的各区域发展来实现。我国经济发展是从普遍贫穷落后的状况起步的。改革开放后，通过采取具有相当力度的激励政策打造经济增长极，成功打破曾经普遍落后的“低水平均衡”状况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。从沿海地区先行开放、建立各类先行先试的经济特区、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，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，到推进西部大开发、中部崛起、东北振兴等，这些政策和举措激励各区域竞相打造经济增长极，并有效促进增长态势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延伸。这样，一方面集聚资源形成经济发展高地，另一方面形成扩散态势，带动经济腹地发展，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态势呈现出梯度推进的基本走向。

　　在这个过程中，尽管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直是我们所期待的，但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发展经济，出现一定程度的非均衡性是难以避免的。在现实中，各地区发展并非齐头并进，累积下来，就形成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，表现为一些增长极地区(主要是大城市)过度拥挤、环境恶化、生态失衡，而一些经济腹地则发展滞后。进入新时代，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。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，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安排必然要转向更加重视均衡性导向，各项激励政策的实行也应更自觉地服从均衡性导向。这就更加需要强调区域规划的统筹性，不仅要提高各区域内规划的统筹性，如实行“多规合一”;而且要提高区域间发展规划和战略及政策安排的统筹性，避免顾此失彼和无序竞争。因此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。目前，需要特别注意两个可能导致区域间矛盾的问题：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，在生态环境方面贡献大的地区可能会损失短期经济利益;二是区域间发展差距导致利益分配不均。因此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明确将“统筹有力、竞争有序、绿色协调、共享共赢”作为对区域发展新机制的要求。

　　从区域发展机制的根本机理来说，更加重视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安排的均衡性导向，既要发挥国家战略和政策的统筹作用，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以有序竞争的方式实现区域间资源有效配置。在区域关系中，充分的市场竞争一方面能发挥趋向均衡的效应，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极化倾向，导致区域经济过度分化。因此，在区域发展方面，国家的规划统筹功能是不可缺位的，而且必须有力。当然，国家统筹也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，有效发挥市场竞争作用。